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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将持续筑底

2016-11-22 11:35
●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七大困境,尤其是仍处于调整周期的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凸显,这表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有所深化。

●风险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是在稳定杠杆增速的情况下调整债务结构。政策层面来看要在“稳增长、守底线”的目标下稳步化解我国债务风险,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通过大腾挪实现债务转移,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根据市场化、法制化原则,适时运用债转股工具,缓释短期债务风险。

●海外投资暴增,国内投资增长缓慢。上半年海外投资增长58.7%,国内投资前三季度增长8%。这样一种增长局面,一方面我们感到高兴,中国一下成为资本输出第二大国。但是这里边有多少盲目性投资?有多少是为了转移资产?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19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毛振华指出,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同时,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七大困境,尤其是仍处于调整周期的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凸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矛盾仍是下行压力较大,特别是投资结构出现了严重扭曲,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GDP为6.5%

2016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疲弱、我国增长周期调整、产能过剩依然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库存背景下的房地产放松等政策作用下,宏观经济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综合考虑全年情况,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经济增长为6.7%,CPI增长2%左右。

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从中长期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 0 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也随着人口抚养比底部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储蓄率的回落而发生逆转,“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从中短期来看,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增长动力依然不强、加上新政府上台后政策的不确定性;欧盟除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外还将受英国脱欧的进一步冲击,外需难有明显改观。增长动力还有赖于内需,而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其走势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平稳;投资需求取决于基建、房地产、制造业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行业调整周期的变化决定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难以明显改善,稳增长的主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提速的空间也有限;而从产业发展来看,新动力难以充分替代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能否持续实质性推进依然决定了中国经济底部是否达到;而在向服务型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事实将制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从债务视角看,中国目前稳增长的路径依然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这决定了2017年中国总体债务仍将攀升,考虑到偿债周期,2017年年初或是需要警惕的“明斯基”时点。而中国的政治周期波动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综合来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GDP为6.5%,CPI增长2.1%。

与此同时,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七大困境,尤其是仍处于调整周期的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凸显,这表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有所深化。这七大不确定性本质上还是由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所决定的,货币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债务形式投放给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以此开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泡沫、企业债务高企和债务率攀升等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其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渐弱化了“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效用,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已成为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总体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持续攀升,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隐性担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预期,包括城投企业负债的广义政府负债率超过109%,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政府负债,更是高达163.2%。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却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此外,居民部门债务扩张速度远超其他国家,并且债务结构主要是以中长期的房屋贷款为主。从与美国和日本危机前的水平比较来看,我国以房贷为主要驱动的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空间或许不大。

事实上,中国目前总体债务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我国总债务水平已远远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机前77.7%和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债务水平,也略高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债务水平,并接近西班牙金融与经济危机前的债务水平。

从偿债能力来看,我国债务风险总体仍处于可控区间。一方面,我国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外部债务比例较低,2015年我国全口径外债为14162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8.6%,同时,外汇储备对外债的覆盖率超过200%。另一方面,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再考虑到居民部门所拥有的房产以及金融资产等,居民部门的债务偿还能力属于较高水平。从企业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虽然是非金融企业的主要负债主体。但是,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1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0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超过48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足以偿还现有的负债。与此同时,我国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矿产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及森林等资源,加上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资产,政府部门也具有较高的偿债能力。

聚焦到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战略思想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逻辑顺序,政策基调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协调并进;稳增长是缓释风险的前提,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底线;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资产价值上升,进而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释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防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是关键,是保证中国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解决高债务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系统性危机。

风险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是在稳定杠杆增速的情况下调整债务结构。政策层面来看要在“稳增长、守底线”的目标下稳步化解我国债务风险,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通过大腾挪实现债务转移,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根据市场化、法制化原则,适时运用债转股工具,缓释短期债务风险。同时,“防风险”要控制货币总量过快增长,货币政策需要保持中性、稳定、透明。此外,我们还可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流转制度改革,将农村土地作为要素的价值充分体现,通过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提升其资产价值,这将有利于分流部分货币,对冲其他领域的资产泡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

投资结构“三高,三低”须高度关注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总体仍然处在合理运行区间,结构调整出现了一些新亮点,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是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特别是投资结构出现了严重扭曲,概括起来是“三高,三低”:

第一,国有投资增长比较快,增长20%左右,民间投资低迷,6、7月份民间投资负增长,到8月份回升到2%左右。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意味着经济增长活力不足。

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长比较快,制造业尚未走出底部调整。7月份银行新增贷款98.7%给了住房按揭贷款。制造业投资,6月份、7月份出现负增长,8月份回升到2%。制造业投资是经济增长后劲的标志,制造业投资低迷说明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第三,海外投资暴增,国内投资增长缓慢。上半年海外投资增长58.7%,国内投资前三季度增长8%。这样一种增长局面,一方面我们感到高兴,中国一下成为资本输出第二大国。但是这里边有多少盲目性投资?有多少是为了转移资产?只有增加国内投资才能实现稳增长,扩内需,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所以投资结构出现这三个严重的扭曲,值得高度关注。

当前在中长期经济发展上,中央提出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或者核心是解放生产力,通过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为经济增长输入新动能。当前有四大动能:

第一,通过城乡一体化制度的建立,释放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潜力。这里的核心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加大特色小镇的建设,通过这个释放巨大潜力。如果城乡一体化潜力释放出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7%-8%的速度,保持到2030年没有问题。

第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推行PPP模式,把民间资金和银行贷款引导到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上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教育、科技、医疗、社会保障、市政工程、文化、信息这些公共产品的投入。这个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第三,通过深化营改增的税制改革,继续为第三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通过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自主创新成果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谈到我国企业债务率过高的问题,这是由于这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债务融资,忽视了股本融资,或者是由于股票市场运行不正常,使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股本融资功能,而其他的股本融资的渠道还没有通过改革打通。我们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说通过资产证券化,把国有企业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些优良资产拿出来,吸引民间投资,使企业渡过难关。

就当前宏观调控来看,要处理好三个辩证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辩证关系。不能急于求成地把长期任务拿到短期实现。比如说产业升级,它是一个长期任务,要把目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长期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短期要通过需求侧管理,保持经济适度拉动力,这样才能实现稳增长。

第二,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无效率的空想,没有供给的需求是望梅止渴,所以供给和需求谁也离不开谁。短期依靠需求调控,长期调控是供给管理,靠财政的结构性政策来支持结构优化。要把这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处理好。当前的稳增长,近期来看需求是主要矛盾,长期来看供给是主要矛盾。

第三,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大海外投资很重要。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和技术,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但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而且要选择那些效益比较好,风险比较少的项目,审慎投资。今年上半年海外投资激增67%是不正常的,只有扩大内需才能为我们13亿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实现到2020年决战全面小康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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